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

他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先行示范区试点与国家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问题。他认为，“五个率先”往往会涉及到政策制度改革，而政策制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先行示范区需要明确基本不能动的制度，是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度。“比如，土地红线原则，比如全国工业技术的标准，比如人民币的汇率，不是深圳想先行就先行的，不是深圳能动的，深圳现在无法先行试验。”第二类是深圳独有的，“比如说深圳证券交易所，除了上海，全国各地都没有，这是你自己的”，“交易所的上市标准、交易范围、标准品种，你可以修改，你都可以干”。第三类是全国都在探讨，都在探索，都不成熟、不明确的，“这是体现中国改革的，你可以有突破”。

夏斌表示，深圳做先行试点，要明确哪些可以先行，哪些不能先行，做政策落实、措施研究的时候要有具体判断。

第二，协调深圳先行示范区和大湾区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表示，深圳先行示范区“9+2”，跟另外一些城市的关系，这也存在一个路径。比如，深圳的GDP大于广州，财政收入是广州的一倍，进出口总额已连续多年全国第一，但社会零售总额，2018年广州要比深圳多出50%。从就业角度看，深圳是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稳定房价的压力仍然很大。深圳与广州比，消费起不来，房价偏高。

夏斌认为，这些问题靠深圳一个城市恐怕很难独立解决，所以怎样尽快打通大湾区中间深圳周边的交通，让更多人到深圳来消费，怎么样实现深圳与周边城市土地供应的政策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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