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9日，我和郭万达、张克科、张玉阁等几位学者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交流，讨论香港北部都会区开发前景和深港合作如何更上一层楼。会后，克科告诉我，他正在查阅资料，打算用口述史的方式反映这一重大历史题材。5月，他的《落马洲河套地区前世今生和深港合作》初稿写就，并邀请我作序，故欣然提笔。
1982年，我从广州调深圳，支持经济特区建设。1986年7月到1995年5月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主管财政、金融、国有资产、外事和口岸工作。1995年5月后，调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工作，参与了香港、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工作。2006年9月退休回到深圳，参与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管理工作，并形成了关注历史研究课题的兴趣。
01
深圳河治理催生落马洲河套地区
深圳河是深圳的母亲河，也是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界河，历来河床狭窄、河道蜿蜒，并且时有海潮顶托。建立经济特区前，她默默无闻，静静地流淌。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改革开放的大潮在这里兴起，继蛇口之后，罗湖区各项建设热火朝天地展开。大量的城市用水经过陆地流入深圳河，加上大规模土地开发后水土流失的影响。其河道泄洪能力下降，流域环境变差，及时改造势在必行。这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发现，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长期养育着两岸人民的深圳河必须得彻底的治理改造。由于深圳河是界河，当时又值九七回归话题初起，因此，除水利和基建部门外，外事办和口岸办也深深地介入其中。
//1971年的深圳河兩岸，當時中國還未改革開放，深圳尚未啟動城市化發展。(圖片來源：AP）
1981年12月，深港双方正式提出治理深圳河，并组成了联合工作小组。1982年3月，甄锡培副市长率团访问香港，与港督政治顾问麦若彬首次商讨边境口岸建设和深圳河治理。因为深圳河南岸是新界的边境禁区，人口不多，经济不活跃，初时港府不太重视。经反复沟通后，双方形成了共同治理深圳河的共识。1982年11月，市政府行文广东省政府《关于治理深圳河涉及边界问题的请示报告》。1985年3月，深港双方初步形成了合作治理深圳河方案，提出按照“建设一期，预备二期，着手三期，展望四期”的原则推进。广东省政府1987年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迟迟未获批复，项目搁置。
1986年7月，我就任后接手负责推进这项工作，多次和港澳办及外交部沟通，均称正在研究中。后来，我专程拜访了港澳办李后副主任。李主任坦率地告知:深圳河治理工程虽不大，但是裁弯取直后的土地如何处置很复杂，而且敏感。必须充分论证，有切实可行方案，否则将来有可能被当作李鸿章。李主任的明示和担忧，给我们指明了工作的方向。回深圳后，我请外事办祖国祯主任和口岸办刘杰主任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拿出可行方案。方案形成后经市政府批准，我又到港澳办和外交部向周南副部长等专门做了汇报，最终获得认可。
1991年11月港澳办和外交部1120号文批复，明确了深圳河治理后的管理线划分:以新河道中心线为管理线，土地互换后仍多出的约一平方公里河套地区，比照过境耕作土地，深圳业权，香港管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1992年12月，市里决定深港双方治理深圳河谈判再次启动。此时，港方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深圳河治理对环境的影响如何。因此，做好环境评估成为治河能否启动的关键。当时港府之所以这么重视环境评估，源于香港和国际社会对米埔自然保护区和深圳红树林湿地公园的关注。我记得那个阶段港府前布政司钟逸杰，曾专门邀请我、外办主任以及深圳红树林专家，访问米埔湿地公园。英女王夫婿菲利普亲王，也曾以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会主席名义，专门访问过深圳红树林湿地公园。这两次访问促进了深圳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深港双方合作按照国际惯例开展环境评估报告的努力。原来计划24个月完成的环评报告，后来18个月就顺利完成。张克科在他的口述文章中，也从另一个方面记载了这个时期前后一些专业机构和民间的推动。
1993年6月16日和9月26日深圳市罗湖核心区遭遇的两次洪涝灾害，不少“老深圳”印象深刻，它既暴露了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短板，也推进了深港双方合作治河的决策和进程。1993年6月16日，恰逢尼泊尔国王夫妇访问深圳，我作为地方代表全程陪同参观访问。下午，深圳市暴雨成灾，罗湖区火车站广场一带全线被淹，尼泊尔代表团及所有接待人员被困富临大酒店，停水停电停通讯，情况十分危险和被动。当时陪同团长和公安部、外交部的同志十分焦急，我也只能依靠秘书游泳送过来的唯一手机和市公安局局长梁达钧及市委书记厉有为保持沟通和联系。次日上午雨停了，洪水未退，市里只能借用园林公司的工作船，护送国王夫妇一行去机场乘专机回国，沿途交警列队站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执勤，有为书记在红岭路坡上等候送行的场景，令外宾和陪同团同志非常感动。在平安回国后，尼泊尔外交部专门致电感谢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挑战面前的良好接待。事后，市里总结经验教训，决心加快深圳河治理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更好地保护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
1994年9月14日，深港双方专家经过数十轮的谈判，针对治理深圳河的方案终于达成共识。两地政府签订协议，计划工程分三期进行，1995年5月25日深港治河首期工程开工。第一期1995年动工的就是罗湖桥以西到出海口的河道，一个最大的创新设计就是将原来弯曲的河道裁弯取直。罗湖桥下和落马洲各有一块土地因此分别划入深圳和香港。
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造福深港两地人民、促进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这一重要工程终于落地了，参与者们百感交集。2000年以后，洪涝灾害对深圳市的影响明显减弱。2012年深圳河治理工程全部完工，深圳河的防洪能力大大提高，水环境达标，其内河航运能力和河岸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更加可喜的是，在长期合作治河论证和建设的过程中，深港双方加深了理解、增强了互信，激发了合作发展两岸经济、努力争取共赢的探讨和实践。
02
界河治理促进合作发展“一河两岸”探索
从1981年11月到1994年9月，长达13年的治河论证和谈判，打破了深圳河多年来的沉静，引发了两岸有心人的思索和探讨。1990年12月，深圳市政协成立，12位港澳政协委员参与其中。新界原居民、旅英华侨、深圳资深投资人、市政协常委文伙泰先生，在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上，率先提出了倡议。市政协领导高度重视，责成市政协联谊委员会支持配合，开展调查研究。当时市委统战部部长谭炜、外事办主任祖国祯、口岸办主任刘杰也都在这个委员会。张克科作为工作处处长，协调服务各位委员。1992年8月，文先生资助聘请了国内首家民办官助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93年3月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市政协出面邀请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方面的专家一起研讨，经过论证提出了设立深港双边保税合作区，开通皇岗落马洲穿梭巴士，以及创建深港科技园等三个主报告。一系列民间推动和专家研究，引起两地媒体的高度关注，也为九七回归后，深圳、香港两地政府的重视和参与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1994年9月，深港两地合作治理深圳河签约时，深圳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里提出转型升级、科技兴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奋斗目标。而且随着香港九七回归的临近，迎接香港回归，促进稳定，谋求深圳香港合作发展的任务加重。1994年6月，文伙泰先生出资支持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1997年3月19日，皇岗-落马洲跨境穿梭巴士开通。1997年4月19日，文先生作为新界新田乡乡事委员会主席，致函候任特首董建华《关于推动深圳河沿岸地区发展的建议》，为历史的演进与发展揭开了序幕。
跨越深港在边境区进行的治河工程难度很大，但开工后进展顺利。双方求同存异，克服了不同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政府运作、工程设计标准、招标程序、施工方法等差异，坚持按照国际标准推进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成功。
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开发却争议不断，进展难如人意，焦点有三:一是河套土地的归属之争，香港回归的当天，国务院发布221号令，明确深圳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界域，未对河套区的业权和管理权问题另作说明，遂引起双方争议;二是河套地区作为深港合作的空间连接，也是香港价值链向全球和内地延伸的重要桥梁，是“一国两制”下先行试验的较佳空间，如何进行定位发展？商贸区、金融创新区，还是高等教育、高新科技区加文化创意？多种意见争论激烈;三是河套地区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两岸特别是新界西北地区发展规划的配合，如何实现？
经过深港双方20多年的探索磨合，在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协调促进下，近年来终于有了可行的配套解决方案。
2007年12月18日，深圳香港合作会议，签署《关于近期开展重要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协议书》(1+6协议)。
2008年1月，香港政府宣布4年内将新界禁区由2800公顷缩减至400公顷。
2008年11月13日，深港政府签署《落马洲河套地区综合研究合作协议书》。
2015年，形成了最终报告和行政摘要，但土地业权问题仍困扰未决。2016年下半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马兴瑞市委书记和梁振英行政长官积极推动，双方破题形成河套地区一揽子解决方案。
2017年1月3日，林郑月娥政务司长和艾学峰副市长签署《关于香港深圳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落马洲河套地区定位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明确了土地业权交给香港，由香港开发，创新与科技局主管，由香港科技园下属成立一个专属的公司负责运行，优先支持港深科技中心。预留权益空间，认可3平方公里深方科创园区。这一协议为落实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构想出台奠定了基础。
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见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
2019年2月18日，中央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8月18日，中央公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2021年9月6日，中央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改革开放方案》。
2021年9月6日，深港签署《关于推进深港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建设的合作安排》。
2021年10月6日，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首次提出开发“香港北部都会区”和建设“双城三圈”构想。这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总结了多年来深港合作探索的经验和教训，集中了民间和政府的智慧，形成了更有格局和分量的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和大湾区健康发展的新动力。
03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港合作更上一层楼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来，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战胜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与内地建立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实现了港澳自由行，进一步融入国际和国内大循环，保持了经济社会活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展示了“一国两制”政策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香港各种社会势力较量此起彼伏。2003年7月1日的反23条立法大游行、2014年9月一12月的占领中环事件、2019年6月8日的反修例风波、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建制派的失利，突显了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促使中央政府为了香港的长治久安和国家安全，下决心出重拳扭转局面。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就香港国家安全立法。2021年3月，全国人大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2021年11月的立法会选举和2022年5月的行政长官选举，均按照新制度顺利进行，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落实、为保障国家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是清醒的执政者。我们深知，之所以滋生风波是因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解决好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势在必行。落实“一国两制”，加速发展经济，切实改善民生，促进民心回归，是当前首要任务。增加批量土地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实力，改善民生有效空间，十分关键。巩固四大优势产业，加强实体经济，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促进香港人才成长和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选择。加大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努力在促进区内经济社会融合中为国家发展做出独特贡献，香港将会进一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2021年10月6日，在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林郑月娥特首在施政报告中公布了策划多时的开发香港“北部都会区”和建设港深“双城三圈”的构想。深港两地政府2021年9月6日签署了《关于推进深港创新合作区“一区二园”建设的合作安排》。这一系列组合拳，展示了国家的决策和深港政府未来行动的规划和动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崛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顺利回归和持续发展，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唇齿相依的深圳和香港在密切交往和合作中相得益彰。深圳河治理的成功，就是“一国两制”下双方加强了解和认识、互相学习借鉴、探索深层次合作的有效途径。过程虽然曲折，但前景十分光明。
20年前，高尚全先生在给《深圳-香港:一河两岸合作与发展研究》一书作序时就提出，“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策分析家关注深圳河两岸地区的发展与合作，与香港、深圳两地人士一起，将‘一国两制’深港合作、共同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得更漂亮，为一河两岸的繁荣，把握机遇，齐创未来。”张克科的这本口述史重现和记录了深港科技合作前前后后一路前行的脚印。作者在书尾也描述了未来的憧憬:而向2035年及2047-2050年的新蓝图，深圳河沿线-河两岸布局由点连线，辐射到深港两地纵深区域的发展。深圳河两岸地区，是“一国两制”连接最近的地方。“双城三圈”跨越这个地区的衔接，是深港衔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湾区与国际市场的交汇区。这里是两地社会经济衔接的枢纽地带，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新项目的布局和策略为实现北部都会区奠定基础。两地如能很好地配合发展，将成为互利、互惠、互补共同促进的新经济增长带。
国家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期望;要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地和香港深度合作的示范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等城市各有优势，分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深圳和香港的深度合作，特别是位于落马洲-皇岗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筹划多年，且具有跨境、跨制度、跨关税区的独特优势，更是令各方期待。
//本文节选自张克科口述《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河套地区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一书序言
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