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彬
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曾任辽宁省锦西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常务）；1991年后，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4年后，任广东省深圳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94．12）：1995年起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0年4月起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离任后任中国中心企业协会会长。
不久前出版的《我在深圳当市长》，是深圳人必读的一本好书。
《我在深圳当市长》由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同志撰写。该书是李子彬同志于1995-2000年任职深圳市长期间的工作回忆录和经验总结，讲述了当年深圳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实践，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深圳市的关键转型阶段任职5年半，他见证了深圳“第二次创业”的重要历史。
在前言中，李子彬这样写道：
1994年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我到深圳工作。当年11月5日，我南下深圳，由化工部副部长转身成为一名深圳人。199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创业”。回顾5年半的探索与实践，我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牛精神、创新进取精神。
5年市长任期，不短也不长，身为一任市长，我很幸运也感到自豪。在党中央、广东省委领导下，我们这一届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地推动深圳经济转型；以先行者的姿态敢闯敢试，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了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深圳让全国刮目相看，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
比如换届之时，为选一个理想的副市长，搭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最终惊动了国务院领导同志；“8·10”事件后，深圳重启证券市场的那些人和事；历经7年，莲花山顶广场竖起了小平同志铜像；点点滴滴，都令我无法忘怀。
1994年11月5日，我从北京到深圳报到。从机场到迎宾馆的路上，马路两侧一座座厂房鳞次栉比，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11月的北方早已秋风萧瑟，但这里的一切都像夏天一样焕发着蓬勃的生机，林木葱茏，鲜花盛开。深圳，曾经对我十分遥远。如今，我已踏上这片热土，成为其中的一员。
书中不仅讲述了深圳城市发展的磨砺征程，展现出“刀口向内”的政府改革魄力，也首次披露了当年深圳救华为的往事，为选一个副市长惊动国务院高层的秘闻，告别荔枝节转战高交会的努力……
这本书史料详实，叙事清晰，文笔流畅，还原了深圳发展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段历史。虽然是纪实性的回忆录，但写得生动鲜活，读来趣味盎然。现摘录书中部分段落以飨读者。
李子彬（资料图）
深入调研50天，拿出理政思路
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级别没有变化，面对的却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战，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担负更重的责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领导指示，集中力量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除了参加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外，我很少应酬。哪怕中央领导、外省市领导来，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领导去陪同。我用近两个月时间，到龙岗、宝安、罗湖、福田、南山5个区，市政府30多个部门，以及重点单位，如盐田港、深圳机场、大亚湾核电站等单位，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1990年与1994年的几个重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就可见一斑。国内生产总值从144.82亿元增加到560亿元，年均增长31.7%；出口贸易总额从29.96亿美元增加到183.09亿美元，年均增长26.9%，出口额自1993年起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由21.1亿元增加到74.4亿元，年均增长4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66.76亿元增加到221.14亿元，年均增长34.9%；全市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22万元提高到3.57万元；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由108.3上升到145.1，高出全国48个百分点。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
第一个问题是，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特区实施的优惠政策，除了所得税的税率继续保持15%外，其余的优惠政策，或者已经成为全国的普惠政策，或者已经逐步被取消。因此，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在消失。
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时都讲到了这一点。“你是从北京去的，要引导好深圳的领导干部平顺转弯。但是你讲话要有艺术，拿捏得准，不要让他们感觉你跟他们唱另外一个调。”来到深圳之后，确实听到不少干部议论这件事，“没有优惠政策，搞什么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到底‘特’在哪里？”
中央认为在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给一些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经过14年的建设，深圳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些特殊政策应该逐步取消。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的缺陷开始明显暴露出来。
1994年之前两年，深圳的工业发展速度开始有所下降。低到什么程度？已经低于全国平均工业增长水平。工业投资的比重，只占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总投资的百分之十几，后劲乏力。产业结构升级比较慢，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工业上唱主角的是“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它们曾经带来了投资和就业，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企业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安全隐患多。
所以我到深圳就任之前，人家说深圳“水深火热”，几乎每年都发生火灾或者爆炸，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说穿了，就是港台投资的部分企业。日本、美国、欧洲的企业在深圳也有一些投资，但是他们的企业并没有发生火灾和爆炸。这主要是因为香港和台湾的企业投资者实力不强，到深圳投资，在村里搞一个简陋厂房，一楼二楼存放原料，三楼生产，四楼办公，五楼作为员工宿舍。为了防盗，窗户上又安装了护栏，一楼二楼着火，四楼五楼的人就逃不出来。而且这种企业只给村里交很少的管理费，并不纳税。如果这种产业结构持续下去，深圳就绝无前途！
深圳一无矿产资源；二无现代工业基础，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是纯农业县；三无自己办的名牌大学和国家部委办的研究院所。如果产业结构还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深圳就毫无竞争力了。1993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香港的4%左右，财政收入是香港的4%左右，所以唯有尽快地调整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是深圳的未来所在、光明所在、前途所在。
房地产大量积压，建成的楼房空置350多万平方米，在建的面积还有近500万平方米。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挤压占用资金近400亿元，成了经济上的一个包袱。股票市场低迷，1992年“8·10”事件之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每天交易量只有一两亿元，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股票市场如此低迷，不仅使得深圳各银行的头寸短缺，资本市场的低迷也使得金融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能力不够，同时也给深圳市的广大股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压力。
第三个问题是，机关作风亟待改进，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经济特区成立初期的那种高效率没有了，机关干部干劲十足、工作夜以继日、办公大楼晚上灯火通明的火热场景已经很少见。据说，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都要拎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小礼品，递交材料的同时送上小礼品，以求事情办得顺利、办得快。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 和官僚主义，已经让市民和企业感到厌恶。北京一些部委和其他一些省、市对此也有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经济建设和外商以及内地企业来深圳投资的热情，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市公安局报告，1994年1—10月，全市暴力犯罪案件2 395起。其中杀人案件152起，平均2天发生1起，每次都得死一两个人；抢劫案件1 855起，平均1天发生6起；绑架勒索案件388起，平均1天1起；入室盗窃犯罪立案5 704起，平均每天19起。公共场所的扒窃、小偷拎包、路面飞车抢劫现象严重，市公安局估计深圳的扒手有3 000人左右。社会治安的状况令深圳市民感到人身不安全，整天担心家里被盗。因为社会治安问题，一些外商（主要是港台商人）缺乏安全感而导致投资意愿受到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成为深圳市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障碍。
第五个问题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不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路少、路窄，再加上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不高，堵塞严重。那些年，军队可以办企业，挂军队和武警部队车牌的车闯红灯、逆向行驶，可谓横冲直撞，交通警察制止时还遭掌掴！城市排水不畅，罗湖区的小区几次被大水淹及一楼窗台。城市供水能力不足，偶有断水现象。供电、通信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管理问题很多，市容市貌乱象丛生：供电线和电话线都是明线，密如蛛网悬在半空；小商小贩乱摆摊，马路边上很多卖凉粉的、卖小吃的，洗碗水乱倒；电线杆上多见“专治性病”的小广告，似乎深圳成了性病高发区。这些乱象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与现代化城市建设格格不入。
面对上述问题，我不断思考，研究解决的良策。我在化工部任副部长时分管基本建设、科研和教育工作，对当时国际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发展动态以及产业结构变革的态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化工部工作之前，我还在辽宁省锦西市（1994年更名为葫芦岛市）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使我百虑终有一得。我也一直牢记来深圳前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时的指示和嘱咐，最后形成了我认为可行的工作思路，理清了施政重点。
向省委书记汇报，理政思路得到全面肯定
1995年1月1日，我根据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对今后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开展的重点工作的思路，专程赴广州向广东省委书记汇报。我首先汇报了经过50天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深圳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五方面的问题，接着汇报了针对这五方面问题所提出的对策以及今后施政的重点。
第一，加快调整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深圳市的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这是深圳今后发展的希望所在、形象所在、后劲所在。不把产业结构调整过来，不奠定现代的产业基础，深圳今后就毫无优势、毫无前途！
第二，整顿机关作风，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
第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争取两年内实现基本好转，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搞活深圳的房地产业。消化近900万平方米的库存，释放出被挤压占用的近400亿元资金。
第五，启动低迷的证券市场，搞活深圳的金融业。发挥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同时，把广大股民从被套牢的股市中解脱出来。
省委书记十分专注地听我汇报。我谈完之后，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我对深圳的情况是了解一些的，但是像你这么清晰的分析和介绍，以前没有过。”作为省委书记，他经常到深圳检查指导工作，对深圳的情况何止是“了解一些”，这显然是他的谦虚和讲话艺术。
接着他又说：“你对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虽然还没开始实施，但是凭我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肯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大胆去做吧！”我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了非常坚决的支持！这五方面的工作思路，就成为未来5年我施政的重点内容。
书记在听完我汇报后，叫来他的秘书，吩咐道：“请广州市高祀仁书记、黎子流市长陪子彬同志在广州市内转转，介绍一下广州的情况。吃完晚饭再送子彬同志回深圳。”我心里感到很温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他在看人、待人、用人这方面有很高的修养。
1995年以后，随着工作的陆续开展，我对深圳市属、区属国有企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深圳市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我任市长的5年时间里，市委、市政府还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全面修编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加强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作为全市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任务，进行了艰苦、持续的努力。
选配副市长一波三折
1995年是深圳市级领导班子换届年。这一年，深圳市开始了“第二次创业”，4月召开的市第二次党代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实现特区建设事业的宏伟战略目标，干部是决定因素，选配一个强干的市政府班子是我这个“班长”的当务之急。为物色一位理想的副市长人选，我多方努力，最后还惊动了国务院一位领导。
新一届市政府领导职数为一正六副。选配怎样的副市长搭班子？一是要德才兼备，二是其是分管工作领域的行家，三是要能独当一面，这三个条件是我坚持的主要选人标准。
1995年3月，新一届市政府6名副市长提名人选中已经确定了5个：李德成、王炬、何景焕、郭荣俊、袁汝稳，还缺一个分管财政、税务、教育和联系金融机构工作的副市长。我认为，为实现深圳市经济快速、高质量的增长，必须有现代金融业的支持，所以这名副市长提名人选必须是金融界的行
所以这名副市长提名人选必须是金融界的行家、专家。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标准选人，如果物色不到理想的人选，即使空缺也不将就。
“挖”武捷思当副市长费周折
4月初，我开始物色这个副市长人选。我第一个想到的人选是马明哲，时任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我把马明哲请到我的办公室，给他讲这个副市长分管财政、税务、教育并联系金融机构，讲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为什么认为他是合适人选。
和马明哲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市领导对他很器重，但心里又定不下来如何选择。我问他是否同意担任这个职务，他说：“我要回家问问我妈。”看来这次谈话让他心里很紧张，我发现他穿的那件蓝衬衫的整个后背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上8点钟，马明哲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妈说，副市长的工作，各方面协调量很大，你嘴笨，干不了，你把平安保险公司干好，就很不错了。”我问：“你爱人什么意见？”他说：“她也不同意。”就这样，因为家人不同意，马明哲婉拒了我。
我继续在金融界物色合适的副市长人选。后来我找到了武捷思，当时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业务水平高，领导能力强。
我把武捷思请到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希望有一位金融方面的专家分管财政、税务工作，联系全市金融机构，而且希望他同时分管全市教育工作。之前，深圳的财政、教育工作由不同的副市长分管，人大代表普遍反映深圳的教育投入不足。新一届市政府班子的分工，我想改变一下：谁管财政，就让谁管教育。由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同时分管教育工作，他就会更加重视全社会以及财政性教育投入，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我可以考虑来，但不一定能来得了，因为总行党组会议已经决定让我当总行副行长。”武捷思向我透露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党组关于他的最新人事安排。
我跟他说：“你的总行副行长级别跟深圳副市长级别一样，都是正局级。 我没有贬低银行的人的意思，但实事求是地说，深圳市副市长的工作量比你在工商银行总行当副行长的工作量大很多，接触的工作面更宽，接触的人更多，工作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
“如果总行批准，我就留在深圳。”
武捷思的表态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开始做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领导的工作，给总行行长张肖打电话。
“张行长，您好！我是深圳市政府的李子彬。”
“子彬市长，我知道中央派你去了深圳，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要努力工作。”
“张行长您得帮忙，我有困难，想请您支持一下。”
“你说吧，要贷款、要额度，我都支持你！”
“银行贷款肯定需要您支持，但是眼下最着急的是找您要个人。我想让武捷思担任深圳市负责财政、教育、金融的副市长。”
“子彬啊，啥事都行，就这事不行。武捷思到总行当副行长这事总行党组已经开会通过了，报告已送到中组部，这事改不了了。”
张肖行长的话把我顶回来了。
我看直接找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要人这条路走不通了，就赶紧给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打电话，请他帮忙把武捷思给深圳要过来。张全景部长听说武捷思是张肖行长的部下，就痛快地说“我可以联系联系”，从他的口气我感觉他对这事挺乐观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张部长的回信。我想也不能总催领导，所以又等了几天。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又给张部长打了电话。
“子彬，不行啊，我联系了张肖行长两次，她都不开面。”我一听张部长这个口气不乐观，就知道不行了。张部长告诉我，他和张肖同志比较熟悉，以为武捷思的事情找她说一下能行，结果没想到张肖不开面，理由是武捷思的任命报告都报到了中组部。
虽然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不放武捷思，我已经碰了两次钉子，但我还是不死心，最后，我决定求助于国务院一位领导。
在这位国务院领导的关怀下，深圳的这个副市长人选终于得以落实。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央对深圳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让原来一波三折的“挖”武捷思一事变得柳暗花明。
提名武捷思为副市长人选一事虽然尘埃落定，但时间上还是没有赶上1995年5月召开的深圳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换届选举大会。厉有为书记及市委常委坚定支持了我的想法，在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市政府的副市长人选暂空一个名额。1995年7月召开的深圳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武捷思为深圳市副市长。
武捷思深夜暗访深圳大学，校园歌舞厅从此绝迹
在研究副市长分工时，我跟武捷思说“你分管财税、金融，同时还要分管教育”，武捷思对此有点顾虑，说他从来没有搞过教育。我跟他说，人大代表们一直反映教育经费不足，你管财政也管教育，这钱就应该能保证充足。你提出方案，我们通过就可以了。
武捷思做事情非常负责任，让他分管教育，他很认真。
他两次拉上我的秘书郭立民，跟谁都不打招呼，晚上12点跑到深圳大学暗访。走进深圳大学校园，发现既有饭馆也有歌舞厅。已是子夜时分，饭馆还没关门，歌舞厅还在营业！
第二次暗访后的第二天，武捷思直接把深圳大学领导班子找来谈话：“你们都啥良心啊？我昨天半夜12点来，校园里的饭馆都不关门，好几个歌舞厅都在营业。你们说说，如果把你自个儿的闺女、儿子送到这学校来，你们能放心吗？立即整改，校园内饭馆迁出去！歌舞厅关门！”饭馆、歌舞厅从此在深圳大学校园内绝迹。
武捷思工作上手很快，做事很踏实，善于沟通商量又雷厉风行。事实证明这个人选对了。
我们这一届政府的副市长在工作上都很胜任。1995年，全年召开市政府常务会35次，市长、副市长现场办公会154次，政府党组成员会4次。在政府党组成员会上，我给各位副市长、秘书长布置工作。做了哪些、做到啥程度，到一定时间，大家碰碰头。他们在落实过程中，要是遇到困难，或者他们没想好怎么办，或者办不下去时再找我。我们这一届政府班子办事效率高，大家都很忙，但忙得都很开心，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镇和街道办干部级别不降格
深圳市作为副省级城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级别是正处级，相当于内地的一县之长。但在深圳的发展史上，此规格险些被降为副处级。这其中有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6年9月9日，省委书记和一位副书记一起来到深圳，了解深圳市贯彻省委此前召开的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的进展、深圳市检察院领导班子调整有关问题和深圳市关于机构编制管理等五项工作。
当时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我负责向他们汇报。汇报工作将近结束时，省委书记对我说：“子彬同志，深圳是副省级市，书记、市长是副部级，副市长是正局级。你们的委办局正职相当于国家的副局级。但是，你们的镇党委书记、镇长和街道办事处主任却都是正处级，级别过高。按照副省级市的规格，他们应该降为副处级才合适。”
这一问题的提出，让我感到十分突然，也感到事关重大。
我说：“书记，这个事情不小，影响很大，需要慎重考虑。特区外的宝安区、龙岗区各有10个下属镇，特区内的几个区，每个区下设若干个街道办事处。每一个镇、每一个街道办事处管理的人口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企业的数量从几千到近万不等，工作量很大，任务十分繁重。我在辽宁省锦西市政府工作过，深圳市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和镇党委书记、镇长，他们面对的工作非常复杂，对经济发展所担负的责任，甚至比内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的责任还重。所以，按照副处级的标准使用、管理这些干部，势必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外，按副处级标准招聘这一级干部，又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深圳市委会面临许多难处，面临许多问题。从全市的领导干部队伍看，深圳也不差这几十个正处级干部的职数，不一定非得把他们降为副处级。”
“我的意见还是别降格，保留原级别：原来是正处级的还是正处级，是副处级的还是副处级。”
省委书记听后，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子彬同志，你说的有道理，这些干部的级别就不降格了，就这么定了。”
省领导的表态和指示十分明确，没有说“回去召开省委会议研究研究”之类的话，决策断事干脆利落。
时间飞逝，这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从来没在市里的大会上说过，市委也没有下发过相关文件。所以直到现在，镇和街道办事处的干部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故事。
时过境迁，回头再看这件事，对深圳市这类干部的使用和管理，乃至对深圳市的工作，正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省委书记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明省委很重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当年省委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做出不降格的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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