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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深圳湾 | 何佳教授:数字化技术赋能产业
发布时间: 2021-12-02 浏览次数: 27349

数字化技术赋能产业

 

       前天晚上我和深圳一些学生吃饭聊天。这些学生有在金融机构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的,也有在实体经济企业工作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在房地产业“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资金将会去哪里?一个可能性就是资金将流去证券市场,但是这将取决于证券市场投资的回报率。另外一个可能的资金流向是数字资产,当然这也将取决于数字资产市场的发展以及数字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应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房地产业的放开化引领中国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潭。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引领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台阶的根本动力, 这也是我们对数字经济引领作用的期盼。

 

一、对数字经济引领作用的期望

 

       中国领导层对发展数字经济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目前国家积极出台了不少具体措施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例如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北京、上海、深圳都在建立大数据交易所,这些交易所都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揭牌,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会出任深圳大数据交易所的董事及高管。显然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又往前迈了一步。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形成一个数字经济生态,当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数字经济生态是需要时间的。在国外,已经有了虚拟资产交易所。我们的路径估计是先有大数据交易所,然后建立数字资产交易所,而所有这些机构都是自上而下设立的。我们可以想象今后会成立一个数字资产交易所,这个交易所落在任何城市,对这个城市而言都是一块很大的大肥肉。数字资产的数额巨大,数字资产交易所的体量相对于目前上海、深圳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体量肯定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也许这个体量可以超过整个银行业的存款,从而使得我国金融体系从间接融资为主转变到以直接融资为主。但是这些工作需要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字资产交易生态为前提,这涉及到投资者,中介机构、数字资产的证券化,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等方方面面。至于对数字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的判断,目前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也见到了不少短期很成功的例子。

 

       我曾经的一些南科大大学生,他们在2013年上大学,2017年毕业,毕业以后就直接在数字资产领域创业。他们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目前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回报,至少在深圳这个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买得起房、安得起家。他们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实现了初步的财务自由,他们现在和今后工作的动力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现理想。当我把这些学生的故事讲给一些资深教授们时,他们是很感慨的,后生可畏。当然这些学生也很感谢我,因为我没有特别鼓励他们去考研,而是鼓励他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每个时代的人都是有机遇的,只要能抓住就好。其一般规律则是人越是年轻越是要抓住别人认为是高风险的机遇,在几十年的长周期中,这些风险会被时间平滑掉,或者说会在时间维度上被分散了,剩下的就是预期的高回报,这就是所谓的时间遍历性法则。一个人在资产投资时是如此考虑,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更应该是如此思考。投资自己是最好的投资,年轻人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躬身入局,在惊涛骇浪中的长期搏斗必有所得。

 

       同样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必然是金融投资关注的一个重点方向。我的学生中有不少是业绩出色的基金经理。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基金经理周寒颖就是极其出色的一位。她最近认为,随着2018年消费互联网用户数、用户时长以及变现率达到较高位置,增速开始放缓,未来互联网发展将正式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目前互联、交换、存储、数据、通信等技术已经成熟,但需要加快技术向产业渗透的速度。”周寒颖认为,全社会数字经济发展将是未来较为确定的投资主线之一。

 

二、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 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被正式提出,一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广泛应用计算技术的经济模式。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人们常常把数字经济分成两个部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基础部分也就是信息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另外产业数字化是指使用数字化技术的产业因此而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也被称为数字经济增值。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的那部分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早早意识到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并且都依据其自身国情制定了多项指导意见与重大战略计划。其中美国制定了《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智能制造振兴计划》、《国家制造创新网络战略计划》、《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报告》和《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等战略发展计划;欧盟推出了《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人工智能通讯》、《人工智能合作宣言》等多项方案;欧盟的主要成员德国自身也提出了《数字德国(2015)》、《数字议程(2014-2017)》、《数字化战略(2025)》和《高技术战略2025》,工业4.0等诸多概念;英国也相继推出《数字英国》、《英国信息经济战略 2013》、《英国数字经济战略 2015-2018》和《英国数字战略 2017》等计划;在亚洲日本陆续制定了包括《e-Japan》、《u-Japan》、《i-Japan》、《ICT 成长战略》、《智能日本 ICT 战略》、《集成创新战略》和《综合创新战略》等多项战略方针;我国也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划与指导意见。在数字经济面前,世界主流强国纷纷表现出长期坚持与大力投入的决心与目标。

 

       在此背景下,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在逆势中保持了平稳发展。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数据显示,2020年其测算的47个代表性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2.6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主要国家经济均出现负增长,在测算的47个国家中,有35个国家GDP为负增长,47个国家GDP平均同比名义增速为-2.8%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同比增加3.0%,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5.8个百分点。2020年全球数字产业化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5.6%,占GDP比重为6.8%,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4.4%,占GDP 比重为36.8%,数字产业化占比下降,产业数字化占比持续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信息化建设起步(~-2001年)、电子商务发展与信息化建设深入阶段(2002-2015)、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2015-~)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产业引导政策。首先是信息化建设起步阶段,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包括对移动通信网络、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软件产业等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和行业的构建和扶持等。其次是电子商务发展与信息化建设深入阶段。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在深入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国家在信息资源共享和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均做出重要规划。最后是第三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随着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政策以产业规划和指导意见为主,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各国由于自身产业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差异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政府推动共同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依托坚实的工业基础与庞大的市场需求,工业物联网蓬勃发展,融合赋能效应日益凸显。工业互联网已在40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落地应用,涵盖31个工业重点门类,渗透至企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环节。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广阔,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庞大、多样化的用户群体。此外,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的数字化需求爆发,大大激励了数字产品和服务创新,有效提升了市场活力。

(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三、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产业

 

       “以数字化的方式,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做一遍。”这就是说要用数字化方法或者数字化技术赋能产业或者重构产业,从而提高产业的效率,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致。这个过程可以想象为构造产业云,也就是要把整个产业数字化,例如生命的健康产业云、房地产产业云、环保产业云、汽车产业云,等等。在一个个产业云构造的同时,云和云之间将会碰撞出新的产业和产业云,也许这会填平在产业数字化意义下的产业鸿沟。

 

产业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很多事项从线下搬到线上。产业数字化的核心就是要寻找产业的痛点,在找到产业痛点的基础上推进数字化步骤。产业痛点可以理解为影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也许是受生产方式的局限,或者是受生产关系的局限。以下我举例说明。

 

       几年前由于我在香港东英金融担任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了解到深圳一家名为“碳云智能”的企业。东英金融试图和这家企业深度绑定,从而开启股权投资的新模式:寻找核心产业中的核心企业。碳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已知生命基础的构成元素,也是我们体内DNA、细胞、脂肪的重要组成部分。碳云智能的名字便由此而来:生命以碳为基础,可以被数字化,数字化生命可以被智能化,智能化的数字生命可以被网络化。当这一切元素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形式整合在一起,生命中那些隐藏的奥秘将由此而被揭示。碳云智能致力于利用生命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擎探索生命,帮助人们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健康。

 

      生命大健康产业的痛点大概就是人与人太不一样了,差别也太大了。例如有的人酒量很大,有一次去黑龙江伊春听说有一个林业工人曾经一次喝10斤东北小烧,而有的人却滴酒不能沾;有的人天天吃肉喝酒抽烟活的很健康,例如张学良将军,而有的人这些都不沾却体弱多病,等等。有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告诉我,每一个病人来看病,他脑子里马上就会有很多治疗方案,到底采用哪个取决于他与病人的对话和一些检验。但是即使如此,有的病人得救了,有的还是救不过来,人与人的差异就是太大了。看病可以理解为是医生与健康管理者的对话,在过去,这个健康管理者就是病人自己和病人以往的身体和病历记录。这个痛点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健康管理者不够强大。于是碳云智能企图用数字化技术去帮助每一个人构造一个强大的健康管理者,从而解决生命大健康产业的痛点。碳云智能收集每一个人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健康数据,把人工智能技术用在每一个个体的分析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对所有人的横截面分析之上,通过对一个人身体变化的长期跟踪和分析来提供更好的预判。这样,当一个人出现了老年痴呆的情况就可以被立刻发现,也许连医院都不用去。

 

       同样,在考虑农业数字化的时候,也需要考虑我国农业的痛点。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于是就搞了集体所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于集体所有制带来了“吃大锅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用了土地承包的方式,并且在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引入了很多中间环节,农业的收入让中间商拿走了一大块。例如,茶农生产普洱茶,虽然普洱茶价格不菲,但是茶农获利却不多。当然农业还有其他的痛点。我国农业数字化也许需要考虑如何用数字化技术去解决这些痛点,在农业科技发展和流通上下功夫,从而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

 

       另外,人们常常提到的金融科技在本质上就是用数字科技为金融业赋能,或者说是金融业的数字化。我们也必须找到金融业的痛点,而不是简单地把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当然金融业的数字化也必须和产业数字化相配合,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商业模式。在目前,尤其要关注新型举国体制下金融体系的痛点,通过数字化技术提高效率。

 

四、小结

 

       在发展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数字经济基础部分时,我们更需要考虑如何让这些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也就是产业数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产业痛点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个痛点可以是某个产业生来具有的,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变迁造就的,也可以是两者共同作用构成的。数据在流动性方面类似金融,也是可以快速且低成本的流动,因此很多数据相关问题也带有全局性。这也是为什么产业数字化要从解决产业的痛点入手,而且往往是要把整个产业数字化。如果不这么做,你所做的往往会被别人取代或者彻底颠覆。

 

 

 

来源:何佳唠嗑


何佳,中国第一个FMBA项目创始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与数学双硕士;现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南方科技大学领军教授,信熹资本董事长。先后担任中投证券、中信证券、东英金融、同方集团、天津银行、君实生物、每日优鲜等境内外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曾作为知识青年到北大荒屯垦戍边,并被推荐进入黑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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