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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经济学博士。1989年5月加入中国银行，1999年4月任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1999年11月至2004年1 月历任中国银行福建省和河北省分行行长；2003年11月任总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2006年8月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2012年2月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8月加入乐视集团，任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以上（2020年为2.3%）；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2020年新增就业1186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2020年达到5.2%）；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3%左右（2020年实际为上涨2.5%）；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这里一个核心指标是GDP增长6%以上。
此前曾有人建议政府不再设置GDP增长目标，以便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消化历史问题等留下空间，使宏观政策更具灵活性。但由于宏观政策诸多考虑因素均与GDP增速相关，如果没有一个GDP增长的预期目标，很多宏观政策安排就失去依据或着力点，难以把握和综合协调，所以，完全取消GDP增长目标，实际上是很难的，除非大幅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
2021年政府提出GDP增长6%以上，这是一个存在很大弹性的目标。这一目标也可以理解为GDP增长不能低于6%，6%是GDP增长目标的底线。
为便于其他宏观政策目标的安排，在确定GDP增长目标的底线后，理应再提出GDP增长的理想目标，形成GDP增长的控制区间。这样才能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实现“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开好头。
为此，需要合理确定一个GDP增长理想目标。
考虑到2016-2018年每年GDP增长率均在6.6%以上，2019年实际增长率下滑到6%，2020年初为抑制经济过快下滑已经开始实施一定的宏观刺激措施，但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对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深受影响，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强力措施抗击疫情，率先取得阶段性胜利，全年实现经济增长2.3%，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宏观调控积累了新的经验，非常难得。在2020年经济增速超常下滑后，2021年经济增长应该得到恢复性较高增长。但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防范化解金融等领域风险任务依然艰巨，碳排放与生态环保要求更加严格，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稳就业压力较大等因素，经济增长预期也不能太高。
由此，可以根据合理目标做还原计算：以2019年GDP规模986515亿元作为基数，按照2020年正常增长率5.6%计算，当年GDP应该达到1041760亿元。再按照2021年正常增长5.5%计算，当年GDP应该达到1099056亿元。按此计算，2021年比2020年GDP实际规模1015986亿元增长8.18%。
这样，可以把2021年GDP增长理想目标确定为8%，以6%-10%作为控制区间。
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目标把握可以安排如下：
1.货币总量增长目标按照10%上下掌握。考虑到GDP增长8%左右，CPI增长2%-3%，保持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实际执行中，需要考虑在全球流动性泛滥情况下，更加关注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出流动的影响，注重保持国债收益率与美国水平的合理均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降低社会融资综合成本，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以把6.8作为基准，以上下浮动10%作为控制区间，原则上控制在6.1-7.5之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